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的读书志向、读书精神、读书态度和读书方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读书治学的一代新风，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人间佳话。
 

　　（一）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走向广阔天地，他给家人留下诗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走出乡关，毛泽东投考湘乡县东山学校，在作文试题《言志》答文中，抒发了自己立志求学的远大抱负。校长李元圃阅卷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个建国才”。在东山新式学堂，毛泽东开始接触新学。1912年，毛泽东来到长沙，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这个新的学习天地，第一次看到了一张世界大地图，惊奇与震撼之余，他知道了世界有多大、中国在哪里。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志同道合，受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进步思想影响，他们把个人的读书志向与寻找国家出路结合起来。1917年，在《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说：“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为求“真志”，青年毛泽东处处磨炼自己，或去一师后山妙高峰，“静中求学”；或去长沙人声鼎沸的南门口，“闹中求静”。他与朋友们约定，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庭琐事，只谈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等大事。
 

　　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批湖湘热血青年，建立新民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方针。他们聚集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纵论天下大势，讨论社会人生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呼吁民众大联合。为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出国“猛看猛译”。经过比较分析，终于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
 

　　（二）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第一次回顾了自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历程：“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即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
 

　　早在读私塾时期，毛泽东就喜爱中国古典小说，但头脑中始终萦绕着一个问号：为什么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读了马克思主义入门书后，困扰他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从此，他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革命武装斗争初期，毛泽东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他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信：“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毛泽东回忆：“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长征路上，毛泽东生病躺在担架上，也没有一天中断马列著作的学习。延安时期，读书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对马列著作的重点篇目进行重点研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学马列，主张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下的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毛泽东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认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竞赛的号召，并组织力量大量翻译马列著作，为领导干部学习提供资料。七大期间，他提出全党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马列著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增加《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列出了12本马恩列斯著作，亲自写上“干部必读”4个字。这12本著作，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教材。1963年，毛泽东再次提高读经典著作的标准，提出高级干部要读30本马列著作。其中马克思著作8本，恩格斯著作3本，列宁著作11本，斯大林著作5本，还有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学马列，一生倡导全党学马列。
 

　　（三）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就阅读《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研究过中国历史上许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抗战初期，为了批驳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指导全国抗日战争，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大量阅读中外军事名篇，多次给在西安工作的刘鼎、叶剑英写信，催促他们多给自己买些军事书籍，特别点名要一部《孙子兵法》。1938年3月，他亲自组织成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吸收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人参加。研究会每周开会一次，每次从晚七、八点开始到深夜十一点多结束，交流学习体会。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延安一度掀起学习研究《战争论》的热潮。1938年，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辩证法理论。
 

　　“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再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等等，人民军队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妙绝伦之笔。
 

　　（四）
 

　　《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评价毛泽东有一句经典名言：“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特里尔的评价，敏锐地抓住了毛泽东饱读史书、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特征。
 

　　《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的喜爱之书。他说，“学习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中南海毛泽东藏书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购置于1952年，这套近4000万字的史书，陪伴毛泽东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图书管理员回忆说：“《二十四史》，毛泽东读而不倦，学而不厌，全书全部文字至少读了一遍。”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研究颇深。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晚年，毛泽东与孟锦云谈论《资治通鉴》时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啊！我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毛泽东读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传统史书一般都是统治阶级立场，比如将农民起义一概污蔑为“匪”“贼”“逆”，而毛泽东不同，他站在群众史观的立场，提出“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传统史书一般都以封建正统观念立论，比如，将曹操描绘成“白脸奸臣”，而毛泽东不同，他从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角度，主张“为曹操翻案”。抗战时期，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高度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解放战争中，为了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他总结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研读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思想，为后人树立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学习方法。
 

　　（五）
 

　　1935年9月，历经艰辛苦战的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部队休整之际，毛泽东派人到当地邮政所寻找报纸。7月29日天津《大公报》一则社论和《晋阳日报》一条“阎锡山部队正进攻陕北刘志丹部”的消息，吸引了毛泽东的视线。他了解到刘志丹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徐海东的红25军也在那里。于是，作出了红军到陕北与刘志丹队伍会师的重大决策。就这样，中国的历史有了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彩篇章。
 

　　延安时期流传一句毛泽东的名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也喜好读报。
 

　　毛泽东的读报史可追溯到长沙。“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就是从这份报纸中，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以及他们的三民主义。此后，他对读报充满了兴趣。在新军当兵时，他每月只有7元军饷，扣除生活费，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订报，“贪读不厌”。报纸，打开了毛泽东的视野，也推动他去思考报纸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新青年》杂志面世后，毛泽东很快成为了它的热心读者，每天都在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中国问题。领导武装斗争后，毛泽东对读报的需求如饥似渴，红军每打下一个城镇，他都要派人到邮局搜罗一捆报刊，犒劳自己的“精神世界”。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刊数量更多、范围更宽，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的每日必读。正是因为长期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毛泽东一生对世界风云洞若观火，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