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踏上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警示全党要防范“本领恐慌”，他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严肃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都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他在1958年的武昌会议、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0年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先后对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要求：带着问题学、联系中国实际学、研讨辩论式学、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学习小组带头学，等等。
 

　　为了学懂弄通自己不熟悉的经济工作，毛泽东组织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在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期间，他多次组织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在杭州、上海、广州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规定：学习小组成员每天下午一起读书，由胡绳和田家英轮流诵念，边读边议，邓力群负责记录。除元旦放假一天、星期日偶尔休息外，连12月26日他66岁生日那天也没中断读书活动。“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邓力群的这段回忆，生动再现了当年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学习新本领、探索经济建设规律的读书侧影。后来，学习小组把毛泽东在学习讨论中发表的谈话要点，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其中，毛泽东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重要观点，都是我们党早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为我们党继续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学技术、学科学，成为全党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毛泽东一面要求全党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面开始了自己新的读书计划。他在中南海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买来许多书来读，还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
 

　　毛泽东学习自然科学，有着别人不具备的优势，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深厚，人文地理知识也很渊博，对自然科学的一些发明发现有自己的见解。他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问题，向李四光请教山字形构造原理，与杨振宁谈论高能物理，和李政道交流“对称”的政治含义，每次都留下难忘时刻。毛泽东从科学家那里丰富自然科学知识，科学家们则从毛泽东那里领略哲学的魅力。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普遍认为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质单位。毛泽东根据哲学原理，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他赞赏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并说：“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现在，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已经在物理学界得到公认。1977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召开，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认为毛泽东的预见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意义很大，他提议把比夸克和轻子等基本粒子更深层次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辞世的毛主席。这成为自然科学史上一段广泛传颂的佳话。
 

　　（三）
 

　　青年毛泽东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是有认识的。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红军创立时期，毛泽东有时会抽出一些时间学习英语。据曾志回忆：1929年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并治疗疟疾，居住在一个小楼里，他“一边继续养病，一边学习和工作。不知他从哪里找到两本当时中学生学习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每天两次端端正正坐在窗前桌子旁边念这本书，并一课一课地默写，津津有味……我想，他学得那样起劲，是深知干革命需要懂得外文吧”。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林克担任他的英语教师兼外事秘书。毛泽东学习英语有他自己的一套速成办法。他把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著作上。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内容，他极其熟悉，可以通过中英文对照方式，掌握英文句型和单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时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和新华社英文时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外文原版，他自己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等等，都是他学习英语的重点教材。特别是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他从首页到尾页，都有阅读标注。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的床上，至今还摆放着一本1953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矛盾论》，上面留有他的手迹：“1956年，10月初读”，“1959年，10，31重读”，“1961.9-”字样。
 

　　毛泽东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强调：中国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要与外国交往。1972年7月24日，他对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倡导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1913年，20岁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有：“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流露出壮游天下的想法。1917年夏，毛泽东看到《民报》刊登的两个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走到打箭炉（今四川西定）的报道。受其鼓舞，偕同窗好友萧子升游历湖南。“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通过这次游学，毛泽东深入了解了民间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书斋中学不到的知识。
 

　　投身革命事业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1927年，他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后，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瑞金时期，他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学员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强调：“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在他看来，刘邦为什么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是从学校的书本里学的，而是在学校外面的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学问，也不是从学校的书本里学到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
 

　　1964年，毛泽东年逾古稀，但仍然豪情满怀，曾计划策马奔腾，沿黄河而上，直抵源头，对黄河两岸进行系统的自然考察和社会调查，甚至随行智囊团应包括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等细节都在他的准备之中。青年时代壮游天下的读书激情，始终在领袖心中激荡，豪情万丈的浪漫主义光芒，伴随一代伟人终老！
 

　　（五）
 

　　中南海菊香书屋，是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据统计，毛泽东的私人藏书近10万册，可谓汗牛充栋，墨香飘逸。置身菊香书屋，犹如书海遨游，从马恩列斯全集、鲁迅全集，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从世界名著译丛，到《辞海》《辞源》和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古今中外，哲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地理学等，门类齐全，无所不有。
 

　　毛泽东“嗜书如命，书以伴行，书以伴眠，甚至书以伴厕”。凡是他活动的地方，无处不放书，无处不读书，无事不问书。毛泽东的床很特别，超出普通床一倍多，出奇的宽大；造型也很奇特，里低、外高，高的一侧睡人，低的一侧放书，板床的三分之二被摞得二尺高的书籍占据，睡觉基本上是躺在书堆里。有的书摊开，有的书堆放，看似凌乱，但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所以，工作人员整理床铺时，一定要按照毛泽东自己码放的样子，将这些书籍一一恢复原貌，方便他寻找。
 

　　北京图书馆旧馆与中南海大院北门隔街相望，毛泽东经常到图书馆借书。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工作人员为了借书方便，也给他办了一个。北京图书馆的同志把毛泽东的借书证编为一号。这张北图一号借书证，毛泽东一直使用到去世。据不完全统计，仅1974年，毛泽东从图书馆借阅过的书刊就有近600种，共计1100余册。外出巡视，毛泽东也经常到当地图书馆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留下过他的借书记录。
 

　　毛泽东曾经说，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读书。理发时间，他也读书，还幽默地对理发师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咱们互不干扰。”
 

　　晚年毛泽东，视力减退，但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看书。平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身体虚弱，就让工作人员给他念书。毛泽东要工作人员找的最后一部书，是他长期珍藏爱读的宋人笔记《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天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根据护理记录，毛泽东当天看书、看文件共11次，时间累计2小时50分钟。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用一生的读书实践，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誓言，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一笔无限珍贵的读书遗产。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