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被起义者推举为“大都督”。辛亥革命成功后，刘公先后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为维护共和贡献了毕生心血。刘公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武昌首义前后的非凡经历。
 

　　共进会的创建者之一
 

　　刘公早年就读新学，立志“维新图强，匡正时弊”，于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日本留学生活开阔了刘公的视野，也促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其间，他结识了一批革命志士，和“邹容、章炳麟尤称莫逆”。他曾对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极力资助，各翻印数万册，运回国内，用于宣传革命、开启民智。1904年，刘公与宋教仁等合作，出资出版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后又进入日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结识了焦达峰等人。1905年秋，刘公在东京见到孙中山、黄兴，协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并创办《民报》。孙中山见刘公为人仗义，善于结交四方豪杰，更是一见如故。不久，两人互换庚帖，正式缔结金兰。
 

　　1906年，焦达峰奉黄兴之命回国参加萍澧浏起义，刘公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积极准备响应。起义失败后，焦达峰遭到清廷通缉，逃亡日本，刘公潜回家乡居3月，又前往汉口“图举大事未成”，于是再赴日本，进入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07年3月，刘公和焦达峰、孙武、张百祥等人在日本组织成立共进会，“以图在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进行革命”，并议定以十八星旗为会旗。
 

　　1909年初，焦达峰和孙武奉命回国筹划起义，4月，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总机关，积极联络集聚湘赣会党进入共进会，为将来起义准备基础，刘公则留在日本，指导日本的共进会工作。1910年秋，刘公毕业后，“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国”，在鄂北、豫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吸收同志入会，鼓励青年从军，并同杨玉如在武汉创办《雄风报》，宣传革命思想。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刘公等人在湖北策划响应。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刘公与孙武等秘密联络，筹划在两湖“共举义事”。
 

　　从家人手中为革命“筹措”经费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共进会诸人急切盼望刘公来武汉主持会务，尤其需要刘公在经济上提供支持。刘家虽然富甲一方，可要支出如此大一笔经费，总得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刘公认为，家中亲戚多和清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说服他们出资赞助革命，绝非易事。于是，他找到从美国返乡的表兄、同盟会会员陶德琨商量，决定趁清明节其叔父刘子麟(任职度支部——清朝掌管财政事务的机构)返乡祭祖的机会，共同在家人面前演一出戏，以便从家人手中取得起义经费。
 

　　祭祖当天，刘公和陶德琨对家里人称：“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马上任，急需白银8000两。”得到其叔刘子麟等人的支持。5月，刘公遂携家中所给的5000两银票赴武汉，将这笔钱提供给共进会革命党人作为革命活动经费。不久，刘家又托人捎来4000两纹银，刘公把这些钱全部用于购置枪弹、印制中华银行钞票以及起义旗帜、文告等项，为起义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
 

　　布置制作“首义之旗”
 

　　1911年春夏之交，刘公在武昌正卫街刚刚购买的公馆里召见了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的3位学生，他们就是该学堂电机系的赵师梅、赵学诗堂兄弟俩和机械系的陈磊(即陈潭秋的五哥，字树三，后在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陆军部工作时殉职)，这三位都是共进会会员，比较熟悉绘图并自备有绘图仪器。刘公拿出共进会几位领导人在日本东京研究确定的“九角十八星旗”小图样，向他们布置了秘密放大绘制“首义之旗”的任务。
 

　　刘公进一步阐明了该旗图案的意义与尺寸要求，并要求他们必须赶在暑假前后完成20面旗帜的制作。
 

　　三位学生立即开始了制作。首先，他们将样旗按要求做成纸型，在送呈刘公得到认可后，再在红、黄、黑色的布片上依样放大裁剪。当时制旗所用的只有白布料，于是，刘公便派人到武胜门正街药房，购买了藤黄等颜料回到公馆内秘密染色。三位学生在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马上赶到刘公家吃晚饭，饭后便开始埋头苦干，直到夜深才回租赁房里就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即完成了绘制、放样与剪裁的任务，然后由共进会骨干邓玉麟在武胜门正街找妥了一家裁缝店，而且每次都是在该店铺打烊后，才秘送两面旗的布料去缝制加工，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总共缝制完工了6面(一说为8面)九角十八星旗。
 

　　这6面用于起义的旗帜，先后分送到了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机关和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存放。而最后送到裁缝店的两面旗的布料因旗杆套未做好，则留在了裁缝店继续缝制。同时，在1911年9月24日上午举行的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大会上，再次重申加快制作起义时统一使用军旗——九角十八星旗。为方便起见，剩下的制旗任务就交由革命党人李白贞完成。
 

　　起义前被推举为“大都督”
 

　　在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的大会上，制定了起义方案，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重大事务由3人共同商处。按照共进会规定，总理即是“起义的大都督”（后因革命形势变化，预定计划未能实现）。
 

　　9月24日当日，刘公夫妇以风声紧，移居汉口李白贞照相馆与俄租界宝善里1号，以便于和附近的14号机关部联络。
 

　　10月9日下午，刘公与孙武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党员名册后，孙武试验炸弹，不幸被炸伤。声音惊动了租界巡捕。刘公让人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本人则隐蔽于汉口汉兴里友人处。俄国巡捕前来搜查，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刘公妻子李淑卿、其弟刘同等人被捕。湖广总督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就义。
 

　　10月10日早晨，刘公同张振武等赶到孙武在共和里的藏身处，紧急约见了部分骨干，决议于当晚发动起义，并派人向工程炮队各营传达了起义时间及“同心协力”的起义口令。李次生立即取出为孙武裹伤的两面九角十八星旗缠在腰间，立即与邓玉麟一道渡江完成了联络传令任务。
 

　　武昌起义的战斗打响后，蔡济民命李次生手举九角十八星旗，走在第二十九标第二营进攻督署队伍前面。督署攻克后，李次生举着旗子由千家街向楚望台进发，准备插上蛇山，因山石坚硬，最后将这面九角十八星旗插上了湖北省咨议局门首。
 

　　第二天中午，新成立的鄂军都督府第一次会议上，谋略处正式确定把九角十八星旗作为正式开国后的革命军旗。这时开会的首脑们便派邓玉麟等人，立刻赶到武胜门正街裁缝店取回了最后缝制完工的两面九角十八星旗，并于当天，一面竖在了武昌江边的汉阳门城楼上，另一面竖在了武昌司门口的蛇山鼓楼上（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6月，经南京临时国民参议院议决，将九角十八星旗中间加缀一星改为九角十九星，正式定为陆军军旗）。
 

　　参与起草《鄂州约法》及率部北伐
 

　　武昌首义成功，刘公与张振武、蔡济民等同为领导人。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在咨议局集会上，刘公等组织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刘公出任军政府总监察处总监察。不久，刘公和孙武、居正、汤化龙、陶德琨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制定《鄂州约法》。汉阳失守后，武昌危急，黎元洪擅自出走，刘公以总监察名义主持军政府工作，一面督率军队，竭力防守，并组织奋勇军保卫武昌，一面电请各省派兵援鄂。武昌形势一度稳定后，刘公又通令各机关：凡行政措施、人事安排、经费开支等须得总监察处批准。
 

　　为了回应和打击袁世凯要挟南方革命政权的狂妄气焰，南京临时政府决定组织6路大军挥师北伐。黎元洪接到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也下令北伐。刘公立即表示愿领军北伐，被黎元洪委任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刘公革命资历深，待人宽厚，因此鄂北、豫南的革命党人多愿随行，先后有 2000多人参加了他的部队。因革命声威远震和河南人民光复心切，刘公率领的北伐部队很快就分别进至河南唐河和新野等地，刘公也于1912年3月20日统率本部抵达襄阳，收编光复襄阳的张国荃部，并准备继续向北推进。就在此时，刘公接到黎元洪命令，由于南北议和，部队在停战期内不许进击。1912年2月10日，南北双方就清帝退位条件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后，黎元洪又电请袁世凯调刘公到北京任职，被刘公拒绝。后经革命党人赴襄阳劝说，刘公才勉强答应，于9月离开襄阳前往北京。
 

　　（作者为武汉文史工作者）